董维键，字润田，派名学滋，笔名之学。1892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仙洞乡下大田村（今盘塘镇青草岗村龙口峪）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小时聪颖，常旁听两个姐姐诵读《女儿经》，很快熟记于心。1899年入董氏族塾发蒙，跟随董绍舒先生习读《四书》《五经》。1903年考入漳江书院（1904年改为漳江学堂），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受山长黄彝寿的赏识。1906年，他从漳江学堂毕业，来到湘西北的常德中学堂，在高级班丙班就读，与英籍同学罗达友善。在校期间，他的英文成绩稳居年级第一，受到外籍英文主教玛丽老师器重，并代替玛丽老师充当到访常德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翻译。为了实现自己工业救国的愿望，190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今湖南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1910年3月，长沙“抢米风潮”爆发后，董维键对自己原有的“工业救国”抱负有了新的反思，认为“仅仅学了一种工业技术，还是不能救国。必须要从整个国民经济上去求得改良，才能救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点燃了董维键对民族复兴的期待，他以积极的姿态参加声援革命的学生运动。在大学攻读两年后，1912年5月，董维键又考上留学美国的公费生。这年8月，他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经济专业本科三年级入读，他的“工业救国”思想有了进一步改变。经过7年苦读，董维键终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董维键面临就业的选择，因学业优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卡贝尔请他留校任教；同时已在华尔街供职的同窗好友格雷·厄姆介绍他到一家跨国公司担任经济师，并愿意办理妻儿的移民。面对优厚条件，董维键思索再三，最后选择了放弃在美国工作，他对卡贝尔校长说：“非常感谢您和哥伦比亚大学对我的培养与看重，但我的祖国等待我回去建设，我的家人期盼我回去团聚，我别无选择。”

1920年7月，董维键学成回国，被湖南高等商科学校校长蒋国辅聘请为学校副教授。这时迎接他的不是施展报国愿望的机会，而是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军阀混战，不少当权者拉拢他来撑门面，他却坚持自己的崇高气节，不愿与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当权者为伍。1921年，他拒绝赵恒惕邀请他参加起草《联省自治宪法》的聘请，严肃地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统一，绝对不能割据，不能分治。1922年3月，当赵恒惕在重组的省议会选他为省议员时，他仍然不屑一顾，而是到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商科学校去任教，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董维键因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与何淑衡、徐特立、方维夏、朱剑凡等人从事改造旧教育、培养新人才的探索。1923年4月，经邱维震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10月中旬，国民党长沙分支部成立，夏曦任部长，董维键任支部执行委员。这年11月，他被选为中共湘区委创办的湘江学校董事会成员，并任校经济委员会委员。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董维键的思想认识发生根本变化，他对同乡学友翦伯赞说：“空谈经济改良，不足以救国；要救国，必须要革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后，他与夏曦、谢觉哉、熊瑾玎等人秘密筹建国民党长沙县党部，担任执行委员，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26年8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在此期间，董维键频繁接触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郭亮、谢觉哉、柳直荀等人，从而奠定共产主义思想。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湖南军资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省交涉署署长、省外交特派员、省清理逆产委员会委员、省财政委员会委员、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他曾参与制定《湖南省行政大纲》，还被聘为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投身革命从政之后， 他不仅工作尽心尽力， 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 他曾对农工代表说:“欲期革命事业之发展与革命基础之稳固， 须先谋农工势力之发展与农工基础之稳固。”在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期间，董维键着手制定切合湖南实际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教育新政，特聘请徐特立、陈润霖、黄士衡、王季范、夏曦、张唯一等专家学者组成教育行政委员会，研议湖南教育行政事项，并实行教育改革，发展女子教育，男校开放女禁。

董维键对于革命工作，总是全力以赴，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工农一边。他曾对工农代表说：“革命事业系以农工为主力军，革命政府自当要建设在农工基础的上面，欲期革命事业之发展与革命基础之稳固，须先谋农工势力之发展与农工基础之稳固。”1926年冬，他以湖南省国民党党部特派员名义在常德等地视察时，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国心问题在于发动农民，只有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当得知在桃源县农民运动中，11名农会会员因惩处当地1名土豪劣绅，被桃源县国民政府逮捕并准备处决后，他立即写信给桃源县县长欧阳根甲，限他3日内将被捕的农会会员全部无罪释放，否则要将其革职问罪。在他的过问下，桃源县国民政府有关农民运动的一些错误做法得到了纠正。

1926年冬，长期把持湖南邮政大权的邮务长法国人饶略破坏邮政畅通，危及北伐进军，董维键同谢觉哉、柳直荀等人组成“收回中华邮政管理权委员会”，并通告湖南省各县举行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法货行动。1927年1月，饶略被迫离开长沙。3月，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解除饶略的职务。由法国人把持30多年的湖南邮政管理权，终于回到中国人手中。

在同国民党党部内部右派势力“左社”的斗争中，他坚决反对“左社”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攻击和诬蔑，并将在湖南省教育厅一科任科长的“左社”分子陈容撤职查办。1927年2月，他向各县与特别区党部发出《宣传救党运动通告》，严厉遣责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大革命运动的罪行，号召各地开展救党运动，挽救中国革命。在3月14日于长沙召开的有10万人参加的救党运动示威大会上，他指出蒋介石“始终是代表封建阶级的思想……实为革命之障碍，总理之罪人”，呼吁人民起来为“反对军事独裁蒋介石”“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继续与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作战”“肃清一切封建余孽”“实现平民政治”而进行斗争。

“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董维键的住所“键庐”遭到军警的搜查。同时，他拒绝去湖南省政府议事。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董维键对其同乡好友张唯一说：“几年来，我和共产党人一起共事，深感真正救国救民的还是共产党。要革命，只有跟共产党走。”于是，他同张唯一秘商，决定迅速摆脱特务的跟踪，一起潜往武汉。他来到武汉后，同相继来到武汉的湖南部分县党部、革命团体领导人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由他与朱剑凡等人5人任常务委员，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请愿活动，并写出《长沙事变经过情形》《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等材料，揭露许克祥等制造的谎言，指出“马日事变”完全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变”，以激起广大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年9月，经郭亮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赞扬说“董维键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冒着危险加入到党内来，这就是不简单的了，值得敬佩。”

1928年1月，董维键与张唯一、熊瑾玎等人由武汉转移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做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1930年，他又奉命与几个同志组织工农通讯社，领导中央交通局新开辟的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埔北——永定陶坑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他不仅将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而且还为苏区采购和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期间，董维键利用他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知名人士的声望，团结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合法的斗争。在1930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他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等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他还大量撰写了介绍社会主义苏联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伟大成就和文章，驳斥国民党当局的反苏、反共产主义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心如焚，先后撰写了《纪念国难中抗日民众血诚》、《日人的中华联邦帝国计划》、《中华民族的出路》等10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阴谋，遣责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日妥协和国际联盟以调停为幌子出卖我国主权的可耻行径。他还写了《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阴谋，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在上海除写了大量文章外，还出版了10部著作和译著，他和稿费大部分都交给了党组织和接济经济困难的同志，仅每个月的党费他都要交200块银元。

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董维键继续留在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1935年2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大部分负责人被捕入狱。董维键毫不畏惧，与幸存者重组上海中央分局，3月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继续领导白区党的地下斗争。7月22日，上海中央分局又遭破坏。当他得知和他一道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被捕的危险时，便不顾个人安危，跑去通知那位同志转移，自己也因此被捕。8月，他作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监狱，受尽残酷的折磨。1936年3月，曾养甫在南京监狱探望董维键，提出只要他愿将陈立夫的《唯生论》译成英文即可获得自由，被他严词拒绝。

“七七”事变后，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1937年9月，董维键获释出狱。出狱时，他已身患重病，步履艰难，但仍立即赶往上，找到党的组织，然后转赴武汉，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七处二科科长，负责国际宣传和国际情报工作。他还是第三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小组成员之一。

董维键在主持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期间，主要以研究日本情况和对日宣传为重点，他和其他同志为此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资料，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问题，编成《敌情研究》，分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来是重庆办事处）等单位，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还主持编写大量的对日宣传口，用飞机运到前线散发，鼓动日本士兵起义。在对国际的宣传中，因没有印刷条件，他就用打字机打印《新华日报》的英语新闻资料，比国民党印刷精美的中央通讯社英语新闻资料更受外国记者的欢迎。

1938年7月下旬，日军大举进犯武汉，董维键第三厅人员辗转来到重庆。不久，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第三厅工作的无理干涉，愤然退出第三厅，由党组织安排，被聘为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1940年春，他奉命到湘西考察兵役和文化教育，4月至8月，先后到达沅陵、凤凰、永顺、大庸等县，途中“一次翻车，八次抢劫”，身体受到很大伤害。为了党和民族的利益，他继续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来往于香港、桂林之间。由于病情加重，中共组织送他到香港协和医院治疗，并请他主持党组织创办的《中国通讯》英文刊的编辑工作。

1941年9月，董维键经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介绍到广西大学任教。1942年1月，因脊髓炎病情加重，返回香港入住养和医院治疗。3月初，董维键病重在医院采取手术。手术后因日本占领香港，吓跑医护人员，董维键得不到有效治疗和护理，3月12日含愤逝世，终年50岁。5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辟专版悼念董维键，郭沫若、潘梓年、翦伯赞等人同时发表怀念文章，中共组织以“新华日报同人”的名义，为悼念董维键写下“学问遍中西，万卷融通资卓识；精神宗马列，廿年奋斗备辛艰”的挽联。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董维键为革命烈士。

董维键一生著述颇丰，留下14部专著，3部译著，60多篇论文及一些文稿，共100多万字。董维键的主要著作有《各国民权运动史》《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国际贸易浅说》等。